在气候最宜人的八月，许子鹤和同学们乘火车去了一趟圣彼得堡。

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神圣之旅。

与年轻的苏维埃大都市莫斯科相比，圣彼得堡更具皇家风范。到达的当天中午，许子鹤他们就来到这座俄国“北方首都”市中心的宫殿广场上，参观声名远扬的沙皇的宫殿——冬宫。

冬宫的雄伟令所有中国学员惊叹不已。

这是一座蔚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封闭式长方形建筑，三层楼高，长两百多米，宽一百多米，是十八世纪中叶俄国巴洛克式建筑艺术的瑰宝。冬宫内金碧辉煌的装饰，美妙绝伦的收藏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苏联同志告诉大家，冬宫中值得看的大厅和房间至少有三百五十间，每个地方都要去看的话，需要走三十公里长的路，有“世界最长艺廊”之称。

许子鹤一行去参观冬宫，仰慕其建筑艺术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与参观其他外国景点不一样，中国人来到这里，心头顿时热乎乎的。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十月革命就是从停泊在涅瓦河上的“阿芙乐尔”号巡洋舰炮轰冬宫开始的。

站在冬宫内列宁曾经讲话的地方，许子鹤激动不已，浮想联翩。他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大学邓翰生chu得知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，占领冬宫，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的情景，没想到今天他竟然亲身来到了这里。他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就在圣彼得堡，就在冬宫的门口，站在列宁的面前，聆听他的教诲，目睹他的风采，见证他右手一挥，千军万马如滔滔江水涌进冬宫的宏大场景。

“要是你当时在现场，你会怎么做？”许子鹤听到身旁的罗琳向耿之江提了个问题。

“第一个冲进去。”耿之江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你呢？”耿之江反过来询问罗琳。

“我也一样！”罗琳回答。

魏乾听到了两个年轻人的对话，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进来。

“要是我们党在上海也举行这样的起义，我第一个参加。”

邢威武说：“这样的起义或者暴动在西北发生，我邢威武第一个参加。”

“如果在我们武汉或者上海发生冬宫这样的革命，难道你就不积极参加？”张宜珊说话轻声轻气，喜欢和说话掷地有声的邢威武开玩笑。

“当然积极啦！但俺那块离武汉和上海远，等俺到达那儿，肯定当不上第一了。”邢威武的话一说完，人群里一阵笑声。

董义堂见许子鹤只是微笑着侧耳倾听，半话，便把话茬引到了他那里。

“许博士，你说说像占领冬宫这样的革命在我们中国首先会在哪里爆发？”

“我多年没有回国了，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，这个我确实说不准。但我想，只要我们把广大受苦的中国人发动起来，不管革命先在哪里爆发，其他地方的人都会闻风而起，积极响应，就像德国孩子在公园里玩竖起来的积木，第一块倒了，就会触动第二块，第二块再推动第三块，直到游戏结束，这种物理现象叫‘多米诺骨牌效应’。”

“什么效应呀？”罗琳不懂。

“多米诺骨牌效应！物理学上的解释是，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，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‘多米诺骨牌效应’或‘多米诺效应’。这种效应的发生，看起来简单，其实需要严谨的计算和精心的设置。简单的物理现象是这样，我想，一个国家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！譬如现在的苏联，列宁同志为了苏维埃革命，前期在各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和行动准备，把第一炮的地点选在了圣彼得堡冬宫，接着炮声就响到了莫斯科，最后响遍了整个苦难的俄国。”

党小组长董义堂说：“许博士说得好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冬宫革命在哪里，但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应该积极参加。”

“不管革命在哪里发生，只要党需要，我都会去参加。”许子鹤跟着说。

“我们也一样！”大家纷纷表态。

在随后的几天里，中国学员们还去了距圣彼得堡市约六十华里，位于郁郁葱葱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夏宫。参观完“俄国凡尔赛”夏宫的时候，在门口集中的中国学员们仍然陶醉在海天一色、水陆相连的美景里，这时，他们却遇到了一件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。

“你们是中国人？”一个苏联人问道。

“是！我们几个都是中国人。”许子鹤用俄语礼貌地回答。

“你们要盐吗？”苏联人笑眯眯地看着一群中国人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“要盐？对不起，我们不懂您什么意思！”许子鹤茫然地看着对方。

苏联人笑嘻嘻地走开了。

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，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，中国学员来到了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历史街区涅瓦大街。涅瓦大街位于美丽的涅瓦河旁，两边鳞次栉比地耸立着一幢幢宏伟精美的建筑，喀山大教堂、圣彼得教堂、保罗教堂、圣凯瑟琳教堂、荷兰教堂、亚美尼亚教堂和一个接一个的歌剧院、商场、图书馆、宾馆、饭店、舞厅等。

“中国人，要盐吗？”几个苏联女人在大街上堵住了张宜珊和罗琳。

张宜珊和罗琳不知所措。

“你是中国人，请问要盐吗？”两个年轻人问刚从保罗教堂出来的魏乾、邢威武和耿之江。

三人同样一头雾水。

许子鹤同行的所有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况。

许子鹤自己也遇到了三次苏联人问他这个问题，他追着打听为什么会问中国人这个问题，苏联人不是笑着走开，就是闭口不语。

没有一个人回答中国人的困惑与不解。

中国人由不解变成了生气。

大家怕影响和苏联的关系，都想息事宁人，不把这种事情向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。许子鹤却不同意，他向董义堂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“老董，我相信这次来圣彼得堡的其他党小组一定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情况，大家都没有汇报，肯定与我们的想法一样，忍一忍就算了。但我认为，这样的事情不汇报不解开谜团，不但会增加大家心中的疑惑，还会对新成立的苏维埃产生不好的印象，这是对苏联同志的不信任，反而会影响双方的关系。”

董义堂最后同意许子鹤的意见，两人一起向支部书记俞清澜和苏联领队做了汇报。

苏联领队的脸色顿时严肃下来。
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才做起了解释。

“中国的同志们，实在对不起。请原谅，我能不说真实的原因吗？否则你们心里会更难受。”

“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原因，心里同样难受，请苏联同志相信，我们中国人有权知道真相，同样也会有忍耐和包容之心。”许子鹤说。

“那就好！”

苏联同志最后无奈说出了真相。从沙皇俄国时代以来，俄国人一直对中国人抱有偏见，见到东方来的长辫子中国人，常以语言挑逗讽刺，而所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“要盐吗？”原来，在俄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——有一个中国商人夏天死在了圣彼得堡，为了防止死尸腐烂，便于运回中国安葬，据说死者的亲戚用盐块把尸体腌了起来。海参崴检查棺材的海关官员看到了腌渍的尸体，把它当作一个笑料添油加醋地讲开了，这则故事几乎传遍了整个俄国。很多俄国人都认为，中国人都和商人的亲戚一样，脑袋如“远古动物”，行动如“天外来客”，是不可理喻的。

许子鹤听完事实的真相，心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酸楚。

许子鹤在德国，在巴黎，作为中国人不知忍受了多少冷嘲热讽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苏联，这种情况仍然存在。

他心中的伤疤再次被揭开。

返回莫斯科的路上，坐在火车车厢里的中国学生个个垂下头，谁都不愿意讲话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讲什么样的话。车轮与铁轨哐当哐当的撞击声好像不是来自车厢底部，而是发自每个人的胸腔。这种声音与平常不同，不再是一种同频率同音高的重复，而像是从车厢一端经过座位上的每个人之后，就会发生一次共振。共振之后的撞击频率越来越强，声音越来越高，速度也越来越快，到了车厢的末端，这种共振达到了高潮，如疯牛般继续向前窜动，撞到关闭的车门后，调头折返回来……最后，疯牛头上的双角被撞断了，摔在了地上。从双角根部两个窟窿中涌出的两注血流灌满了疯牛的两个眼窝，牛眼变得浑浊血腥，在车厢内不再一折一返地狂奔，而是桀骜不驯，歇斯底里地杂乱无章地四chu冲撞，把车厢里的所有中国人撞击得血肉横飞。

许子鹤站了起来，他要把自己的伙伴从疯牛场上解救出来。

“老董，我想讲几句话。”

董义堂正为如何打破这种低沉的气氛发愁，自然希望许子鹤能够找到打破沉闷局面的办法。

“同志们，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讲什么话都是多余的，但我还是想说几句。现在，我的心和大家一样痛，或者说，比大家的心还痛。”

大家都听见了许子鹤的说话声，但个个低垂着头。

“这样的国外遭遇，大家可能是第一次，可是我遇到过很多次。在法国巴黎遇到过，在德国哥廷根遇到过，在欧洲的其他城市比如布鲁塞尔、阿姆斯特丹、维也纳、哥本哈根也都遇到过。每遇到一次，我的心就像被刀剜一次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海外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一种原因——国弱民贫！贫弱之邦不可能有尊严，只有受别人恶言恶语的份！”

许子鹤的一席话，说得大家慢慢抬起了头，但个个目光怅然地看着窗外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辛亥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，中国出现了三百多个政党，不少政党甚至刚出现就消亡了。是选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，是向欧美学还是向亚洲邻国学，国人在革命道路上面临着一道复杂的选择题。有多少胸怀治国救民抱负的中国人为此去南洋学习，去日本学习，去英国、去法国、去德国、去美国学习，正当无数中国仁人志士在众多选择中迷茫的时候，苏联的同志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，‘十月革命’成功了，为我们中国的革命树立了典范和榜样。因此，我们来到了苏联，来到了莫斯科学习。为什么在国外受气受辱，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还要跑到人家这里来？因为，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自己想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。要想改变中国贫弱现状，就得迈出破烂的家门，迈出断垣残壁的国门，到人家那里去学习，去受气，去忍辱负重，去枕戈待旦。我们这些人受气，是为了更多的中国人不受气。我们现在受气，是为了今后的中国人不受气。”

一席话，让车厢内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许子鹤那里。

“如果我们这些人受一点侮辱和恶气就变得意气消沉，就变得毫无斗志，那么请问，贫弱的中国还有救吗？还有希望吗？还有谁能改变她家不像家、国不像国的现状呢？”

听着许子鹤的慷慨陈词，车厢内的学员们不再垂头丧气，而是重新挺起了胸抬起了头。

这时候，党小组长老董站了起来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也把这个情况给领队的苏联同志汇报了，他说，听到这种情况后，他作为主人心里也很难受，但请大家放心，这只是旧俄国遗留下来的恶俗陋习，绝不代表新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人的态度。因此，请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对我们的苏联同志产生误解。”

许子鹤及在场的中国人都点了点头。

回到莫斯科后，在旅莫支部书记俞清澜的支持下，许子鹤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报告，在真实描述这次到圣彼得堡参观考察的遭遇之后，提请学校向上级组织反映此事，以避免损害中苏两党的良好合作关系。大家都为许子鹤信中用词的直率捏一把汗，而许子鹤答复了大家一句话：“伟大的政党定有伟大的胸襟，请相信我们的苏联同志！”

半个月后，终于有了消息。

苏共政治局主管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一位委员对此事作了批示，旅莫支部书记俞清澜向大家及时作了传达：“我个人非常感谢中国的许子鹤博士，他直截了当地反映，不是对我们的批评，而是对我们友谊和合作的重视和呵护。其他看过此信的苏联政治局委员也都这么认为。此信内容已被列入下周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的议程之中，今后将要求我党所有党员干部、下属和家属注意——任何苏联同志再讲此语，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，任何苏维埃公民再讲此语，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式公民……”

俞清澜在中国学生组织生活会上读完此信，所有中国人眼含泪花，他们为苏联同志的真诚所感动。

从此之后，在莫斯科、在圣彼得堡、在苏联的任何一座城市，许子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身边的苏联人说过此话。

除了学习上的困难，中国学员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常现窘态。

连年的战争和漫长的冬季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粮食、衣物、医药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捉襟见肘，供应极为困难，只能保证每个市民最基本的需求。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也一样，一天只能吃上两三块黑面包和四五块土豆，蔬菜、奶制品和肉制品根本见不到。

来到莫斯科的整整一周，在十六人一间的宿舍内，许子鹤深夜用被子蒙住头，辗转反侧，许久不能入眠。这里的生活之苦，许子鹤从来没有想到，更没有遇到过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莫斯科的生活与哥廷根相差竟是如此之大。

在哥廷根，在泰国开米行的父母会定期给自己汇来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，每天不但吃得饱，还能喝上牛奶，吃上面包，时不时还可以炖一锅热腾腾的牛肉或者煮几根香喷喷的肉肠。现在，一天三顿饭只有几块黑面包和土豆，顿顿都要匀着吃。自己整天挣扎在饥饿的边缘，他感受到了生活上的酸苦。许子鹤清楚，这种情况还将持续。因为来莫斯科前，他给父母写信谈过，现在自己博士毕业了，去莫斯科当数学教授，数学教授每个月薪水很高，不需要家里再寄钱了。

另外一个困难也在折磨着许子鹤，那就是简陋的住宿。东方大学由于成立时间很短，办学设备都是临时拼凑的。比如学生宿舍，十几个人住一间房，二十多平米大小，学员们基本上是脸对着脸，脚对着脚躺在一个大通铺上。许子鹤从上小学到读完博士，从来都是独立的床铺，后来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已经习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规律地统筹分配时间，现在，他做不到了。每天，十几个成年人上床和起床有早有晚，夜间不时会有踢踢踏踏去厕所的人，宿舍内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安静。到了后半夜，十几个人躺下虽然安静了，但整个宿舍内高高低低的打鼾声此起彼伏，犹如一场乐器齐全的卖命演奏，一直闹腾到天明。许子鹤一连适应了四五天，还是很难睡个安稳觉。

许子鹤迅速消瘦了下来，每天精神不济，话语也不多。

细心的老董发现了许子鹤的变化。

许子鹤被调到了宿舍最里面靠墙的一个床铺，那里最安静。

老董、魏乾、邢威武和其他一个打鼾最响的人挪到了远离许子鹤的另一头。但由于房间太小，一波接一波轰隆隆鼾声的威力并没有减退多少。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老董带头，其他三人跟随，采取了一个民间治打鼾的偏方——喝花椒水。老董从莫斯科一家中餐馆讨来一包花椒，睡前用开水泡一杯放置七八粒花椒的热水，待水凉透后取出花椒，一口气饮下。四人连服两天后，宿舍内的鼾声减退了不少，许子鹤能睡两三个小时的安稳觉了。

许子鹤说：“谢谢四位同学为我做了这么多，真是难为大家了，再适应个把星期，我就完全没有睡眠障碍了！”

老董和三人商量，一天也不能影响洋博士的睡眠。

四人又顿生一计，本该倒掉的杯中的七八粒花椒不倒了，先捞出来咀嚼咽下，然后再把花椒水仰脖喝完。

偏方从此之后起了奇效。老董四个人前半夜不要说打鼾了，人人满嘴满胸火辣辣的，不到后半夜睡不着。等四个人嘴和胸腔清凉下来，迷迷糊糊打瞌睡时，许子鹤早已进入了梦乡。

许子鹤的睡眠问题解决了。

解决了洋博士的睡觉大事，班里同学人人开始留心许子鹤的吃饭问题。

“我这老头子饭量小，给年轻人一块。”老董每天都把自己的一两块土豆强行放到许子鹤的盘子里。

许子鹤执意不要，欲退还给老董，被老董拦住。

“咱俩都学习过《资本论》，现在就学以致用，来做场生意。我每天用一块土豆投资，十年后你每天还我一碗白米饭，或者二十年后每天还我一盘你们广东菜，不要名贵的，凤筋龙爪或者翠珠鹿筋就行。”

一席话说得许子鹤无言以对，土豆退不回去了。

张宜珊和罗琳也时常把自己的面包和土豆匀出一点塞给许子鹤，说她们女同志没有男同志的胃口大，吃不下那么多东西。

魏乾是纺织机械方面的专家，一次“莫斯科红星纺织厂”对车间里的所有机器进行大修，本厂的技术人员忙不过来，就请大专家魏乾去帮了一个星期的忙。作为酬谢，工厂给了他两个“大列巴”。“大列巴”是俄罗斯人常吃的一种小麦面做成的酸面包，每个半斤重，在食品短缺的当口，这可是极为珍贵的稀罕物。魏乾一口未尝，回来就丢给了许子鹤。

“这面包太难吃，我在工厂帮忙时吃过几口，差一点把门牙酸掉，不得不吐掉了，送给你个‘假洋鬼子’吧。”魏乾实际上喜欢酸面包，他在工厂并未尝过，吃的全部是瘦小的土豆。“大列巴”是工厂专门为奖励他七天七夜的辛苦，从上级那里申请来的特供品。

许子鹤怎么也不肯独自享受珍贵的面包，就把两个囫囵的“大列巴”切成很多块分给同宿舍的中国学员，但后来每一块切好的面包又都被退了回来。

“太酸！没法下咽。”每个人都这么说。

许子鹤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来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吃不惯欧洲的面包。”

众人纷纷点头说没办法就是不习惯。

耿之江家人做生意来过一次莫斯科，带来了十几斤烤熟的野鹿肉。在老董的帮助下，稀罕品被分成了十几份。

“大博士，咱们这里数你见过的世面最广，吃过的好东西也最多，这次给你的这份最小，不要抱怨啊！”

耿之江将分好的肉用纸包好，给许子鹤的那块看起来体积确实最小。

“感谢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抱怨！”许子鹤乐呵呵地回答。

每个人都舍不得一两次就把喷香喷香的野鹿肉吃光，每次仅割下一小块解馋。但三天过后，细心的许子鹤发现，其他同志都在抱着大大小小的骨头啃，而他自己的纸包里一点骨渣也没有，是两个囫囵的大肉块。

原来耿之江将肉分割给大家时，把两只野鹿腿上最好的肉全部割下来，裹给了许子鹤。自己、老董和其他同志纸包里的肉都是带骨头的。

许子鹤把自己纸包里的肉割下一大半还给了耿之江。

“俺不吃，俺不吃！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俺不吃！”耿之江将肉重新裹回许子鹤的纸包里。

还给耿之江不行，许子鹤就偷偷给别人。先是邢威武，然后是魏乾，还有张宜珊和罗琳，但没有一个人接受。大家拒绝的理由都同耿之江一样，“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不吃”。

饥饿再也没有影响许子鹤的情绪。

许子鹤自己不知道的是，这是老董和党小组成员暗地里商量好的，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他这位洋博士。很多次，老董把正准备到食堂打饭的许子鹤叫去谈工作，许子鹤的饭就让其他人代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许子鹤的面包片被换成了大块，土豆也被换成了大个头的。食堂每个星期会供应一两顿肉末汤，魏乾他们几个都从自己碗里捞出仅有的一点肉丁肉渣，用筷子挑到许子鹤碗里。而正与老董侃侃而谈的许子鹤对此一无所知。

每天晚上熄灯之后，许子鹤就和宿舍里的其他十五位同学一起，轻轻哼唱起一首歌曲来。那是一首列宁生前喜爰的俄文歌曲《光明赞》。哼着唱着，憧憬着民族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，大家忘记了饥饿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

同志们，

向太阳，向自由，

向着光明走！

同志们，

黑暗已消灭，

曙光在前头！

……